終極河蟹

《明報》更換總編輯的風波發生後，有份量的作家、博客、學者、前記者、現記者都紛紛抱不平，既有區家麟、呂秉權這些知名記者分享同業的感受和觀察，又有安裕援引《華盛頓郵報》和《紐約時報》的例子，陳述辦報理念的鴻文，但事件發生了一個星期，卻始終發酵不起。

竇蓉日常遊走於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團，當我off line的時候，就會發現很多網絡上鬧哄哄的話題，中環至銅鑼灣的市民都不大關心，《明報》風波只是在柴灣吹得最狂。去年接連有針對新聞自由的暴力事件發生，多番有前線記者被打，運載《蘋果日報》的貨車被人惡意縱火，施永青被暴徒企圖襲擊，但市民並不感憤怒，報界的反應也不激烈，今番《明報》只是斯斯文文地換個總編輯，最重要的是連被調職的當事人都輕描淡寫，旁觀者很難依牙鬆鋼。

之前反國民教育及港視風波的抗爭，核心人士能夠鍥而不捨，並取得龐大輿論效應，關鍵的一點是因為他們沒有搵食包袱，反國教的旗手是中學生，距離求職就業的路仍然很遠；後者在王維基未獲發牌後，已淪為失業大軍，可以即刻天天去政總靜坐，少了搵食的顧慮。回想起來，王生這招借力打力的計謀的確厲害，不需開口，便能動員一批前員工去抗爭。反觀《明報》事件，歌頌前線記者迎難而上的人固然不少，但大家都知，搵食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，抗議歸抗議，但報業行頭這麼窄，抗議過後也只能繼續乖乖上班，大馬張只要多等一兩個星期，河蟹工作便告大功告成。

竇蓉自己也是搵食這個核心價值的堅實信徒，不敢非議別人軟弱，只是無奈從殘酷的現實中，總結出報紙終極河蟹，乃難以逆轉之事。香港人無力感愈來愈重， 皆因整個城市，沒有多少東西是為了照顧香港人而設的，樓宇的定位和名字都要迎合大陸土豪，街道商舖是為了做自由行生意，電視台是為了討好權貴，全港近二十份報紙，為香港人講說話的，一隻手做完。香港人在自己的地方，感覺如同過客。 最弔詭的是，報紙的存活和新聞質素關聯性愈來愈低，幾份讀者少得可憐的細報仍未結業，全因北京派紅色資本頂住，情況和亞視一樣，賺錢的報章則十份依靠地產及財經廣告，這些廣告的投放，除了視乎報章的定位外，是否獲歸類為自己人，才是最重要的因素。既然廣告收入和報紙質素關係似有若無，老闆自然懶得多花金錢，聘請資深記者。

近年各大報章的前線記者聘請了不少大陸人，大學碩士學位是一個學位八萬五的大計，各大專院校的大陸學生多到滿瀉，記者這個行業就吸納了不少這些同學。

想深一層，香港人在香港金融行業的參與度愈來愈低，來港上市的公司七成是大陸企業，投行無論美資、歐資，都充斥大量海歸派，中資投行的勢力也在不斷增加，近年企業連集資都不假外求，大量國內基金水浸，加上老闆的親朋戚友鼎力相助，集資數十億也不成問題，香港投資者在他們眼中，根本不值一提。

在這個大前題下，各大中介機構都樂於聘請來自大陸的同事來服務大陸客，記者招股會上，以普通話為母語的記者佔三份一或以上，香港人的角色已慢慢由主變客，大馬張和一眾傳媒老闆都會諗，顧及香港讀者感受有甚麼着數？老實講，你上次掏出大拿拿七元，買一份《明報》又是何時？

新聞自由從來只在傳媒老闆手中，這句話可能很難入耳，但某程度上卻是事實。即使是《蘋果日報》，今時今日，愈來愈多讀者討厭民主黨，希望把他們踢出政壇，政治版的記者又豈會不知道民心所向，但生果報死攬民主黨的宗旨絲毫未見動搖！報館老闆不敢為所欲為，要顧及顏面及讀者喜好，因為他仍然當報館是一門賺錢的生意，才需要俾面讀者，而在有民主的地方，政府、傳媒能互相制衡，因為兩者最終都要向選民負責，但在香港這個地方，政府、傳媒是不斷步向互相勾結。

小時候看亦舒，最深刻的人生觀就是女人必需經濟獨立，對香港人來說，港資在香港經濟的影響力急劇降低，土生土長的香港企業家愈來愈少，當報館主要依賴紅色資本生存，終極河蟹也是難以避免，香港政治經濟主導權都不斷旁落，才是我們愈來愈仰人鼻息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