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4月29日 星期日

勁共勁共

早上在pantry跟同事閒聊,談到香港現在每日有太多令人氣憤的新聞,陳冉這單新聞關注的人不多,同事閒閒一句:「打份二萬幾蚊嘅工啫。」無錯,對一些看似沒有切身利益的事情,如區區聘請一個項目主任,大多數人都選擇不聞不問,就像李怡先生所說:「當自己不想看到的現實降臨並似乎不可改變時,就會認命,接受既成事實。」

不過,事實並非一成不變的,卻有可能愈變愈差。過去七年,香港經濟發展模式迅速向國內消費者靠攏,到了曾治七年後期,爆發「D&G事件」和「反蝗」等社會矛盾,但過去內地人只是扮演消費者的角色,並非像網民所指般十惡不赦。未來梁治時期,大家卻要有心理準備迎接香港政商兩路落入內地人手中,大陸官二代、富二代將會擔當決策者的角色,陳冉代表的是華菁會的利益,這路人馬已磨拳擦掌, 準備接管香港了。

危言聳聽?之前一篇博文提過,報章財經版早就被國內畢業生攻陷,不要以為國內學生對中國經濟形勢掌握會較多,轟動如薄熙來事件,竇蓉這些港女比國內同事的興趣更大,看到蔡子強寫陳冉一事,提到「讓國內年輕同胞多接觸普世價值,以及中港兩地加深了解」,真的無法不駡此君白痴!


金融界方面, 以融合為名, 行政總裁一職早讓位予海歸派李小加,大家認為小加很了解中國金融行業發展嗎?看看他大力推動的人民幣雙幣雙股,至今無人問津,大費周章只是讓李嘉誠以人民幣REIT的模式分拆了匯賢房託,延長交易時段聲稱為了跟內地接軌,根本對增加成果毫無幫助,單是這兩單中港融合的功績已可否定任用大陸人以接軌大陸的迷思。

香港七十後一代已是最後趕上管治階層的人,以金融界為例子,表面欣欣向榮,實際香港仔早就「冇定企」,未來香港仔的地位,要靠年青人自己醒覺和爭取,否則讀多少個學位也是枉然。

早十年、八年叱吒一時的bankers退的退,走的走,以往大陸人要靠香港bankers傳授企業融資竅門、對接海外資本市場的時代已完全過去,竇蓉初出道時,上市公司老闆對香港bankers唯命是從, 虛心受教, 老闆如果提出一些有問題的交易時, bankers亦敢於向他們曉以大義。今日是風水輪流轉,bankers 對老總的說話不敢駁斥,由於行業競爭激烈,大家齊做應聲蟲,老總的氣焰自然愈來愈高漲,大聲訓斥bankers的場面亦屢見不鮮。

無計,大陸上市公司的佔比愈來愈多,由於財富效應,加上資金泛濫,大陸客戶連找投資者都可以不求人,以往香港城中富豪,李、鄭、劉、郭是基石投資者的熱門人選,找到一、兩個認頭,香港仔自然有功課交,但現在民企老闆找自己鄉里認購一樣得,國企更有中壽、中投等中字派圍飛,中國企業已做到上市承銷一條龍,香港專才即使有一點市場觸覺、判斷能力的優勢,也派不上用場。

當某些人期望CY推出港人港地時, 實情是大陸富商已在部署進軍香港地產,拆細地皮正好為這些新的參與者打開缺口,至於新鴻基被不畏強權的廉政公署調查,背後有何微言大義,竇蓉則不敢亂估。國內地產商賣的房子愈貴,需要支付的增值稅愈多,最高的稅階達60%之高,面對目前國內嚴控房地產,如果發展商開售二期平過一期,分分鐘激發業主示威遊行, (當然地產商徵地拆遷的手法其實無良百倍)

假設香港朝中如今有人,有哪一個內地地產商不想染指香港這個利潤高、銀碼大、客戶佳的市場呢?香港房地產市場的入行門檻相當高,四大地產商多年來壟斷了本港物業市場,但當傳統勢力被逐步整治時,誰敢擔保這個形勢不會劇變。將來當香港人發現自己的地方,竟處處都是大陸發展商,以照顧大陸顧客為對象的樓盤時,則為時已晚了。

其實深圳河以北的暴政天天發生,只是大家選擇不去聽,不去想。根據中國政府的官方數字,西藏自青藏鐵路通車後,四年GDP勁增六成,但為何西藏抗爭至自焚?那是因為在高壓統治下,賺錢的全是漢人,西藏人原有的生活和宗教卻被破壞。說漏了,當年中共也答應西藏自治的,但勁共勁共列車一開動,往後只有愈走愈黑暗。

2012年4月24日 星期二

久守必失

竇蓉的朋友不少已為人父母,生活重心都以子女為先,但我常常很納悶,當他們為子女奔波於學校和林林種種的興趣班之際,有否想過香港社會的發展才是子女未來所依?

陳冉未做香港永久居民,就獲豁免出任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,一葉知秋,根本大陸官二代、富二代利用優才計劃來港工作,近年愈來愈多,如果社會對陳冉事件反應不大,引入更多「大陸專才」在政府工作,就變成習以為常、順理成章的事。身為家長的你,反雙非只是第一步,在現屆和來屆政府不斷向中共獻媚的情況下,教育、以致子女成長後的就業機會,都會向中共傾斜,由官二代、富二代徹底掌控官商兩路。子女練就十八般武藝,大前題是社會環境開放,才可以透過比併高低,以望出人頭地,但以勾結為本的特區政府,就是儘量為主子和其下一代搵着數,天天想辦法達到順民管治,今天對社會狀況漠不關心,孩子長大後,只落得面對一個資源和機會被壟斷的社會。

竇蓉的中環故事其中兩篇博文:「意大利粉碩士」和「富二代搵工」都是講類似陳冉的年輕人,這些女孩子不約而同,都是修畢大學的新聞系課程,繼而留在香港工作。我見過很多這類同學,有些唸完新聞系碩士連《成報》、《新報》的老闆是誰都未分得清,以為貝沙灣就是一個豪宅項目咁簡單,對於香港歷史時事一無所知,還偷偷地批評香港人殖民主義殘留,陳冉有多少斤兩,可想而知。當工人都懂得反對輸入外勞,何解大學生對就業機會不斷被剝削反而不聞不問?

這類富二代可以接受一個較低的人工,因為留在香港生活才是最主要目的,他們亦不用靠微薄的人工生活,家裏自有安排,這些富二代多到滲透政府,一方面是大學學位八萬五,各大院校狂開碩士課程,試問有幾多香港同學會傻到花錢唸新聞系碩士,但課程開了就一定要夠數,招收大陸學生成了一條財路,我實在不明白在沒有新聞自由的大陸唸完書,為何突然能修讀需要批判能力的碩士新聞課程,除了湊數,還有甚麼理由?

另外在所謂專才計劃下,入境處批了很多大陸人來港從事根本不需要專才的工作,本來開放形的社會,應該廣納人才,但在青年就業困難、抱怨向上流動機會不多的情況下,招攬大陸人從事不需專才的工種幹嗎?有四年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多的是,為甚麼要為陳冉申請豁免?這個政府究竟為誰服務,已是清楚不過的事。

或者有些人會說,總之梁振英肯反雙非就得,事實上佢根本未講如何應付法律問題但子女一世人流流長,除了出世的一刻,教育、醫療、就業、住屋都是很切身的事,而自由、公義則是年輕人能夠成才不可缺少的土壤。面對一個勾結為本、漠視程序的候任政府,為下一代的奮鬥才剛開始,但政府天天搞小動作,香港人是久守必失,愛國教育未到、通職教育已先出蠱惑。

要改變現狀,讓孩子十年、二十年後面對的社會不致太差,議政、論政,促使政府還政於民才是一條活路。

2012年4月18日 星期三

雜談倪匡

看見倪匡領獎,忽然想起ATV經典清淡節目《今夜不設防》。相比《志雲飯局》及《盛女愛作戰》hard sell虛情假意,《今夜不設防》由香港三大才子,包括倪匡、蔡瀾,和已故的黃霑主持,節目神彩飛揚、不拘一格,少少、多多趣,嘉賓陣容一時無兩,周潤發、張國榮、王祖賢、鍾楚紅都曾經是坐上客,灑脫不群、自由活潑的風格,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氣氛。反正ATV沒有資源製作新節目,不如足本重播,比較一下就知今日卓韻芝之類的才女主持何其不濟。
倪匡不愧是文壇傳奇,我們凡人日看二萬字都有難度,日寫二萬字簡直難以想像,有一次記者訪問他,當年沒有電腦和互聯網,寫科幻小說時如何找資料?他回答說枱頭放一本《十萬個為甚麼》已足夠!可想而知他在高峰時期寫作靈感是傾瀉而出的,根本無必要、也無時間找資料。竇蓉少女時代也很沉迷衛斯理小說系列,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「無名髮」和「後備」,倪匡沒有接受過科學訓練,不像外國甚至台灣科幻小說作家般,講究科學論証,當年讀中學已知道他的小說十之八九,最後的解釋都是外星人作怪!但他的想像力天馬行空,「無名髮」大膽地把四大宗教的始祖,統統歸納為外星人,卻又言之成理,引人入勝,的確很了不起。相比之下,原振俠系列有少許鹽花,原振俠和第一女主角黃娟我都不喜歡,因此較少在圖書館借閱。
倪匡畢生緊緊追隨自由二字,絕對明白自由好核心的核心價值1957年從共產黨內蒙古的軍中逃跑,千辛萬苦來到香港,只為投奔自由思想、言論和創作的自由,加上他豐富的想像力,成就了一代傳奇。其實看看《今夜不設防》,便會發現香港的自由相比二十年前已收窄了很多,今時今日,怎會有節目能夠暢所欲言聲討六四?少少、多多趣的節目風格恐怕會被保守派人士投訴到節目腰斬,豈可像倪匡等人般我行我素,自得其樂。

2012年4月14日 星期六

老襯消費主義

客戶邀約午膳,選了在ICC的龍璽,單聽其名已知不妙,好地地一間酒樓,又龍又璽,似乎是走貴夾唔飽路線,果然午市點心超貴兼縮水,七十蚊一碟腸粉,正常食肆一般有三條,這間龍璽一碟只有一條,其他點心也走䄂珍路線,例如杏仁茶就只有一個拜神碗仔的份量,擺明是挾101樓全港最高酒樓的格局來欺客。類似的消費主義在香港遍地開花,竇蓉曾經在四季酒店吃過一個二百多元的早餐,又是用最平民化的腸粉、白粥奉客,其實腸粉這種粗嘢,粥麵小店即做即上最好吃,大酒店由廚房整好,整色整水再由侍應奉客,腸粉早冷了一截,結果得個貴字。
香港這幾年,貨真價實、價廉物美的店舖都要讓路給華而不實的消費主義,這個趨勢也不能全怪自由行,沒有本地消費者的支持,單靠遊客,老消費模式不可能在香港落地生根。竇蓉發現中環歌賦街近年也默默變天,隨着agnes b. caféMs Bs Cakery進駐,這條本來寧靜而街坊的街道也滲進了一陣老味道,真替牛記這類價廉物美的小店擔心,因為牛記權哥是那種連帶子釀豆腐也不賣,寧願賣鯪魚肉釀豆腐,貪其又平又美味的老實商人,相比起四十多元一杯咖啡的agnes b. café,牛記這類街坊小店不知可否在歌賦街撐下去
經濟學上的需求定律是指,假設其他因素不變,當一件物品的相對價格下跌時,其需求量會上升,反之亦然。但放在香港這個消費社會,情況好像相反,廣東道的Channel周六、周日大排長龍,一個Channel2.55的售價兩、三年間由兩萬多提升至三萬多,但愈貴愈好賣,Coach這類中價品牌也不甘後人,開始試推上萬元的手袋系列,希望攻入這個愈貴愈多人買的怪圈。
事實上,香港的包包經濟真是好值得經濟學家研究一下,開鑼,又是中女搜購上班衣飾的時間,行走江湖,數個包包是不可缺少的道具,一班人開會,尤其新相識,座中各人必定會掃下對家的手袋,入職的妹妹CoachFurla,謂之恰如其分,中層攞個Mui MuiLV,阿姐級就攞ChannelBV,阿太級就只有一個終極選擇:Hermes!好了,Hermes的價錢相當於一架日本車,一般上班族都不敢高攀,不過次一級的Channel入場費起碼二萬元以上,但Channel的普及程度在中環、金鐘一帶,跟30蚊一杯的Starbucks多,已不能提供一個薪酬趨勢,或為中女帶來虛榮感,只是人有我有的護身符
社會浮誇到如此地步,只要夠貴就有上門的消費主義,令人愈來愈窒息。每周出版的各大雜誌,每一本都是消費指南,《飲食男女》為了應付每周的稿件要求,硬要把飲食吹捧到藝術一樣,努力為各種貴到無譜的食材、食店、食具歌功頌德,除了消費外,香港人好像沒有其他方法去證明自己的成功和優越感,於是愈貴愈要買,到頭來小店關門,卻又假惺惺的惋惜一番,豈不怪哉?

2012年4月5日 星期四

商民大和解

近幾年商界形象每況愈下,打倒地產霸權是反商最重要的一面旗幟,但商界和市民原本並非對立的,在討論今天的社會現象時,先讓我說一段小故事。話說有一天我在看電視之際,忘了對哪一單新聞有感而發,嘀咕了一句:「李嘉誠真係為富不仁。」絕少對時事有意見的母親居然反駁:「又唔係噃,我地屋企都係靠李嘉誠咋。」竇蓉當然沒有資格攀附李首富,只是父親在香港電燈工作三十多年直至退休,母親認為李首富的企業為我們一家提供了不錯的庇蔭,回想起來,這個想法卻又不假。

竇蓉生於七十年代,自小住在香港電燈提供的員工宿舍,宿舍位於炮台山,眺望金文泰中學,位置不錯,面積大約有五百呎,由於鄰里都是港燈的工友,故此環境很單純,對於普通工人階級來說,資方能夠為家人提供居所,真是一大德政。除了宿舍外,港燈亦為員工提供基本醫療服務,我還記得我們家的員工編號是162,看醫生時便是靠這個員工編號,雖然母親常常抱怨公司醫生的藥水無用,但總聊勝於無。這個年代的港燈仍然是英資公司,到了1983年才落入李嘉誠手中。

小學四年級竇蓉一家要搬遷,當年李嘉誠收購了港燈,決定拆掉員工宿舍,改建房地產,但這個故事並不是說首富趕了一眾工友出街,港燈當時讓員工選擇搬往長實、和黃旗下的私人樓宇,記憶中有兩個選擇,一個在筲箕灣,我們家就選擇了住香港仔,到父親退休為止,我們一家都住在香港仔中心一個兩房單位。不知道網友聽起來會否覺得很驚奇,今日被視為吸血鬼的首富,居然慷慨地撥出私樓來安置一班工友,當時我們一家卻沒有特別興奮,還覺得香港仔很遠!

隨着地皮不斷發展,本來在鴨脷洲的發電廠又被改為海怡半島,父親需要往南丫 島工作,當然公司一直提供往來的交通,OT 補水、工傷也是一樣不缺, 海怡半島開售時,父親這類低級員工也獲折扣買樓的安排,可惜我們家拿不出首期,否則以樓價的金額,幾個percent的折扣算是頗吸引的。時光荏冉,父親在千禧年退休時,取得過百萬的退休金,剛夠支付一層居屋安享晚年。

竇蓉這頁成長故事,說明由七十年代開始,香港工商業起飛,資本家發達之餘, 開始分擔一部份的社會責任,由於工業發展需要吸收大量勞工,商人為低下階層提供工作機會之餘,亦逐步提升員工福利,貧窮人家的子女,透過讀書,參加公開考試取得理想成績,就是擺脫貧困的最好機會。在我們成長的年代,年輕人對這個制度都沒有怨言,而透過讀書出人頭地的例子亦比比皆是,當時李首富是香港人的驕傲,否則香港電台也不會有「傑出華人系列」這個節目。

商界和市民的割裂自回歸後慢慢蘊釀,在曾蔭權管治的七年變本加厲,白熱化、表面化,終至今日民粹主義抬頭,官商皆被市民所痛駡,新鴻基爆出涉貪醜聞,更令市民驚覺官商勾結已深入我們社會的骨髓,甚麼令到原來人性化,和市民同一條船的商界,變成貪得無厭的吸血鬼?千錯萬錯,都是小圈子選舉的錯,官商勾結、狂開空頭支票,根本就是這個選舉制度的DNA。剛過去的選舉,市民都看到,不勾結根本連入閘的機會也沒有,一旦商界掌握了造皇的權力,人性的貪婪就會不斷滋長,特區首長沒有民意授權,底氣不足,亦希望事事尋求商界支持,致令資本家不知收斂,欺人太甚。

不過,看見新鴻基家族兄弟鬩牆,前政府No.2大難臨頭,竇蓉並沒有大快人心之感,反而為這個城市衰敗感到難過,如果我們有機會朝民主走前一大步,我相信商界能否自近日一連串的風波覺醒,加入民主的洪流是他們永續經營的一個關鍵,也是與香港市民重修舊好,惠及我城長遠發展的一大功業。

士農工商,商人在中國傳統幾千年裏,地位本來十分低微,在香港這片土地上,商人卻得到前所未有的特權,在曾蔭權時代,地產商更儼如特區真正話事人,但共產黨的臉說變就變,這兩星期,城中各大富豪能不為梁振英上場而寢食難安嗎?他們一定在反覆檢視,到底自己走的灰色地帶,會否被利用為報復的工具?秋後算賬究竟是真是假?在中共權鬥勝負未分之際,政治保險又應該投向誰?

如果在民主社會,這一切擔心都是多餘的。資本主義繁榮,家族世家長久,靠的是保護私有產權的法治制度,維護自由市場的市民,和信守承諾的風氣。買官而求榮,只能得庇蔭於一時,今次唐英年失利於權鬥,終致整個商界滿盤落索,不是證明了買官之不可靠嗎?

唐英年落敗後,曾有論者提出泛民應把所有票投給唐英年,我認為這個假設並不成立,因為當時商界並無爭取民主的意志(現在也不肯定有),市民和地產商的裂縫亦太深,沒有互信的基礎。但若果我們指向二零一七年的普選,在爭取民主的大前題下,扶植一些支持自由經濟的政治人才,同時對其他非我族類的社運人士採取較寬容的態度,例如開放一些大眾輿論渠道,讓他們發聲,在重大議題聯合對抗政府的不公義,則這鼓新勢力有望令混濁的政壇重燃一點希望。別忘了,李首富及其兒子分別控制商台、Now和信報,CCTVB的大股東陳國強多年來也是聽命於首富,他們對媒體的掌控一點也不少。再者,自由黨在是次特首選舉中公開抗梁,並投白票,已隱隱有這種覺醒,只要他們記取四九年,父輩逃難香港的歷史,明白噤聲才是慢性自殺,在基本法容許的條件下靠攏自由,則香港民主步伐終不致在一次又一次的遊行中逾行逾遠。